第65章 群体寻根的条件（1 / 1）
什么是“寻根”？寻什么“根”？怎样去“寻”？你寻到了什么？……问题一旦笼统和通俗到这个地步，事情就不好谈。二十多年前谈不清楚，二十多年后肯定还是谈不清楚。正是考虑这一点，很久以来我对这个话题能躲则躲。
文化是个筐，什么都可以装。上至主义与体制，下至厕所与厨房，世间万物无不文化。那么跳进“文化”这个辽阔泥潭里起舞，还想勾搭出什么共识，只能是找死。即便是约定了边界和规则，以木代林、同床异梦、阴差阳错、头痛医脚也常是讨论时的乱象。
也许可以换一种办法来谈。比方问一问：什么不是“寻根”？什么地方没有“根”？什么时候没法“寻”？……这种排除法，不能代替思考的正面造型和全景检阅，但至少可缩小范围，就近设置定位参照，让大家尽可能对接思路，减少七嘴八舌的虚打与误杀。
权且一试。
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学景观之一，所谓“寻根”或“文化寻根”大概算不上普遍现象，不是通行四海的文学新法。就是说，它大概不适用于所有中国作家，更遑论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同行。比较而言，爱情小说、探案小说、批判现实主义、后现代主义、都市青春文学等等，都具有传染性和输出空间，几乎是全球普适品种，有可能在任何群体那里开花结果——但“寻根”不是。只要稍稍放开眼界，就可发现这一尝试，特别是群体性的尝试，其实受制于诸多条件，似乎不那么好仿造与移植。
美国只有两百多年的建国史，除少许印第安保留区里的文化遗迹，本土文化差不多都是外来文化，有什么“根”可寻？大多数东南亚国家，依陈序经先生《东南亚古史研究》里的说法，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罕有文字史，漫长历史一片晦暗无法探知，有多少“根”可寻？战争、屠杀、流行病、有言无字、典籍流散之类事态，一旦把历史记忆和传统文化打入时空黑洞，作家们“寻根”就难以想象。让那里的贾平凹们写出“秦汉”，那里的李杭育们写出“吴越”，那里的阿城们写出“庄老”……恐怕是强人所难。
美国人可域外寻“根”，如长篇小说《根》的作者寻到了非洲，不过他寻的是政治悲情和血缘谱系，不足以掀起“文化热”。非洲当然也是文化富矿区，艺术与巫术的特色尤为触目。据说东非是人类最早发源地，古埃及比古中国的文明形成早一千多年。然而，中国后来避免了解体与换血，比如不像很多非洲国家在十八世纪以后遭受深度殖民，其语言、宗教、教育、政体几近欧化，以至很多国家没有自己的大学，连娃娃们也在舶来的教材前高声齐诵“我是高卢人”或者“我是英格兰人”。至于撒哈拉沙漠以北的非洲，曾与欧洲共享古罗马帝国版图，在人种融合、文化杂交、政治统辖的过程中面目逐渐漂白，至今被很多人视为欧洲的一部分——至少是“欧洲”的郊区或表亲。到了这一步，对于这个半生不熟的黑欧洲或灰欧洲来说，对于操一口法语或英语的很多作家来说，他们是否有愿望或者有能力找回一个文化本土？
一种另类于西方的本土文化资源，一份大体上未被殖民化所摧毁的本土文化资源，构成了“寻根”的基本前提。在这里，资源并非高纯度，几千年下来的文化中，杂交串种乃普遍命运。不过，此杂种与彼杂种还是常有区别。作为一个亿级人口的共同体，中国即便深受西方文化影响，但文字没有换（不似南亚等），宗教没怎么改（不似非洲等），人种没怎么变（不似南美等，更不似北美和澳洲），还是杂得有些特殊。
接下来的问题：这种特殊资源如何被发现、被唤醒、被启用？往根本上说，文化资源的活态呈现就是生活与人，那么这些生活与人是怎样进入作家的视野？怎么变成了小说、诗歌、散文以及理论批评？我们不妨看一看通常顶着“寻根”标签的作家，比如贾平凹、李杭育、阿城、郑万隆、王安忆、莫言、乌热尔图、张承志、张炜、李锐等等。无论他们事实上是否合适这一标签，都有一共同特点：曾是下乡知青或回乡知青，有过泛知青的下放经历。知青这个名谓，意味着这样一个过程：他们曾离开都市和校园——这往往是文化西方最先抵达和覆盖的地方，无论是以苏俄为代表的红色西方，还是以欧美为代表的白色西方；然后来到了荒僻的乡村——这往往是本土文化悄悄积淀和藏蓄的地方，差不多是一个个现场博物馆。交通不便与资讯蔽塞，构成了对外来文化的适度屏蔽。丰富的自然生态和艰辛的生存方式，方便人们在这里触感和体认本土，方便书写者叩问人性与灵魂。这样，他们曾在西方与本土的巨大反差之下惊讶，在自然与文化的双轴坐标下摸索，陷入情感和思想的强烈震荡，其感受逐步蕴积和发酵，一遇合适的观念启导，就难免哗啦啦的一吐为快。
他们成为“寻根”意向最为亲缘与最易操作的一群，显然有一定的原因。
他们是热爱本土还是厌恶本土，这并不重要。他们受制于何种写作态度、何种审美风格、何种政治立场，也都不太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他们的“下放”既是社会地位下移，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串联。文化苏醒成了阶级流动的结果之一——这种现象也许是一个有趣的社会学课题。于是，这些下放者不会满足于“伤痕”式政治抗议，其神经最敏感的少年时代已被一种履历锁定，心里太多印象、故事、思绪以及刻骨痛感在此后的日子里挥之不去。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，他们笔下总是会流淌出一种和泥带水翻肠倒胃的本土记忆——这大概正是观察者们常常把他们混为一谈的原因，是他们得以区别于上一代贵族作家或革命作家，更区别于下一代都市白领作家的原因。那些作家即便赞赏“寻根”（如汪曾祺，如张悦然），但履历所限，就只能另取他途。换句话说，所谓“寻根”本身有不同指向，事后也可有多种反思角度，但就其要点而言，它是全球化压强大增时的产物，体现了一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，构成了全球性与本土性之间的充分紧张，通常以焦灼、沉重、错杂、夸张、文化敏感、永恒关切等为精神气质特征，与众多目标较为单纯和务实的小说，包括不少杰出的历史小说（姚雪垠、二月河等）、乡村小说（赵树理、刘绍棠等）、市井小说（邓友梅、陆文夫等）等拉开了距离。
有意思的是，很多作家与批评家对“寻根”摩拳擦掌之日，恰恰是他们对西方文学与思潮如饥似渴狼吞虎咽之时——至少我的当年观感是这样。他们在另一些场合常被指认为“先锋派”和“现代主义”，也能旁证这一点。那么这是一种奇怪的混乱和矛盾，还是一种正常的远缘基因组配？其实，本土化是全球化激发出来的，异质化是同质化的必然反应——表面上的两极趋势，实际上处于互渗互补和相克相生的复杂关系，而且在全球化的成年期愈益明显。当然，在具体实施过程那里，全球化首先就是西方化，特别是全球都市的西方化，全球中上层生活罔的西方化。比如一种由城区、大学、超市、快餐店、汽车潮、媒体市场、女性主义、中产阶级职场、散装英语或法语、消费主义时尚所组成的精密体制，把全世界大多精英都收编在西化狂潮之内——作家们通常也不会放过这种金光闪闪的收编机会。后发展国家和地区的作家，更容易把这一切看作“进步”与“文明”的尊荣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走向民间、走向本土、走向另类的想法如何操作？在陌生人那里发现、唤醒以及启用多元文化资源，对于作家们来说是否不大容易？是否将面临体制性和生存性的障碍？
如果没有一次充满伤痛的下放，如果没有高强度的履历反差和身份分裂，很多写作者也许就只能揣着差不多的文凭，出入差不多的高楼和汽车，结交差不多的同事与宾客，继续都市白领和金领的小日子，然后在咖啡馆、电影院、旅游线路以及档案卷宗那里，投入同质化、准同质化、半同质化的各种虚拟与感叹——尽管感叹也有雅与俗的各种款式。他们当然可以图谋突围和反抗，甚至可以壮怀激烈地宣言和奔走，穿上印有格瓦拉、披头士、梭罗、特里萨修女一类头像的t恤衫，在各种聚光灯下气冲牛斗。但如果他们终究走不出既有的生活圈子和人生轨道，突围和反抗就只会是一堆符号游戏，不会是全心身抵押与托付，不过是以“口舌之文”冒作“心身之文”。同样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中的个别人也可能走出潮流与体制，爆出星光灿烂的三两个案，但一个文学新异群体的出现，一大批创作与理论几乎同时同地联袂登场相互呼应，进而推动其他艺术和学术领域持久的“文化热”，其发生概率则似乎太小。
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难以重复的，显然也非大多数当事者所愿。“寻根”者的特殊资源也有限，不一定能支撑他们的文学远行。不过，走出几步与自囚禁足还是不一样。从今后远景来看，作家们被教育体制、从业模式、流行风尚等统一收编难以恒久，不会是什么“历史的终结”。新的经济危机、政治动荡、宗教挤压、革命推动、生态灾难等，总是会造成社会格局的重新洗牌，迟早会使某些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切换人生，走向新的写作资源，包括经验资源也包括文化资源。在这个意义上，“寻根”是非西方世界一个幽灵，还可能在有些人那里附体和兴风作浪。美国学者亨廷顿（huntinon）所说的儒家文明、伊斯兰文明、东正教文明，还有其他有专家补充的印第安文明、印度文明等，完全可能在什么时候重获一种苏醒与激活机制，进入文学书写，甚至是大规模的文学书写，释放感觉、审美、文化的能量，与西方文明形成有效的世纪对话——上述这些文明的积蓄地至少值得抱以希望。
显然，中国八十年代的所谓“寻根”不是什么文学妙方，不过是这些已经或正在发生的对话之一。这次对话发生在未遭深度殖民和阶级结构多变的中国，发生在世界文明版图大变之前，应该说不足为怪。
这次对话发生在尚无经济高速赶超和“国学热”的二十多年前，发生在西化浪潮独大和狂胜之际，难免各种误解与警觉。如果人们不是特别健忘，便可知“寻根”曾经几同污名，在八十年代中国遭受过两种严厉政治批评：一是来自当朝的左翼人士（如贺敬之等），指“寻根”背离了“革命现实主义”和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”，是回到“封建主义文化”的危险动作；二是来自在野的右翼人士（如刘晓波等），指“寻根”是“民族主义”、“保守主义”的反动，纯属对抗全球现代化的螳臂当车。不难看出，这两种批评政治标尺有异，却分别延续了五四新文化以来“大破四旧”和“全盘西化”的两种实践，分别展现了苏俄西方和欧美西方的强势背景，透出了某种外来意识形态共同的面包味与奶酪味，显然是异中有同，甚至是一体两面。它们的联手打造了一种文明进步观，力图把本土这个话题打入遗忘。
但对话毕竟发生了，或者说开始了。
这一类对话能否丰富和提升人类的整体精神，则正在和将要考验参与者们的能耐。
说到这里，基本不涉及对“寻根”或“文化寻根”的绩效评估，更不意味着对各种文明体系做出全面价值判断。
清理该现象的三两相关条件，只是为了今后讨论多一点方便。
2009年6月
*最初发表于2009年《上海文化》杂志。 ↑返回顶部↑
文化是个筐，什么都可以装。上至主义与体制，下至厕所与厨房，世间万物无不文化。那么跳进“文化”这个辽阔泥潭里起舞，还想勾搭出什么共识，只能是找死。即便是约定了边界和规则，以木代林、同床异梦、阴差阳错、头痛医脚也常是讨论时的乱象。
也许可以换一种办法来谈。比方问一问：什么不是“寻根”？什么地方没有“根”？什么时候没法“寻”？……这种排除法，不能代替思考的正面造型和全景检阅，但至少可缩小范围，就近设置定位参照，让大家尽可能对接思路，减少七嘴八舌的虚打与误杀。
权且一试。
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学景观之一，所谓“寻根”或“文化寻根”大概算不上普遍现象，不是通行四海的文学新法。就是说，它大概不适用于所有中国作家，更遑论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同行。比较而言，爱情小说、探案小说、批判现实主义、后现代主义、都市青春文学等等，都具有传染性和输出空间，几乎是全球普适品种，有可能在任何群体那里开花结果——但“寻根”不是。只要稍稍放开眼界，就可发现这一尝试，特别是群体性的尝试，其实受制于诸多条件，似乎不那么好仿造与移植。
美国只有两百多年的建国史，除少许印第安保留区里的文化遗迹，本土文化差不多都是外来文化，有什么“根”可寻？大多数东南亚国家，依陈序经先生《东南亚古史研究》里的说法，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罕有文字史，漫长历史一片晦暗无法探知，有多少“根”可寻？战争、屠杀、流行病、有言无字、典籍流散之类事态，一旦把历史记忆和传统文化打入时空黑洞，作家们“寻根”就难以想象。让那里的贾平凹们写出“秦汉”，那里的李杭育们写出“吴越”，那里的阿城们写出“庄老”……恐怕是强人所难。
美国人可域外寻“根”，如长篇小说《根》的作者寻到了非洲，不过他寻的是政治悲情和血缘谱系，不足以掀起“文化热”。非洲当然也是文化富矿区，艺术与巫术的特色尤为触目。据说东非是人类最早发源地，古埃及比古中国的文明形成早一千多年。然而，中国后来避免了解体与换血，比如不像很多非洲国家在十八世纪以后遭受深度殖民，其语言、宗教、教育、政体几近欧化，以至很多国家没有自己的大学，连娃娃们也在舶来的教材前高声齐诵“我是高卢人”或者“我是英格兰人”。至于撒哈拉沙漠以北的非洲，曾与欧洲共享古罗马帝国版图，在人种融合、文化杂交、政治统辖的过程中面目逐渐漂白，至今被很多人视为欧洲的一部分——至少是“欧洲”的郊区或表亲。到了这一步，对于这个半生不熟的黑欧洲或灰欧洲来说，对于操一口法语或英语的很多作家来说，他们是否有愿望或者有能力找回一个文化本土？
一种另类于西方的本土文化资源，一份大体上未被殖民化所摧毁的本土文化资源，构成了“寻根”的基本前提。在这里，资源并非高纯度，几千年下来的文化中，杂交串种乃普遍命运。不过，此杂种与彼杂种还是常有区别。作为一个亿级人口的共同体，中国即便深受西方文化影响，但文字没有换（不似南亚等），宗教没怎么改（不似非洲等），人种没怎么变（不似南美等，更不似北美和澳洲），还是杂得有些特殊。
接下来的问题：这种特殊资源如何被发现、被唤醒、被启用？往根本上说，文化资源的活态呈现就是生活与人，那么这些生活与人是怎样进入作家的视野？怎么变成了小说、诗歌、散文以及理论批评？我们不妨看一看通常顶着“寻根”标签的作家，比如贾平凹、李杭育、阿城、郑万隆、王安忆、莫言、乌热尔图、张承志、张炜、李锐等等。无论他们事实上是否合适这一标签，都有一共同特点：曾是下乡知青或回乡知青，有过泛知青的下放经历。知青这个名谓，意味着这样一个过程：他们曾离开都市和校园——这往往是文化西方最先抵达和覆盖的地方，无论是以苏俄为代表的红色西方，还是以欧美为代表的白色西方；然后来到了荒僻的乡村——这往往是本土文化悄悄积淀和藏蓄的地方，差不多是一个个现场博物馆。交通不便与资讯蔽塞，构成了对外来文化的适度屏蔽。丰富的自然生态和艰辛的生存方式，方便人们在这里触感和体认本土，方便书写者叩问人性与灵魂。这样，他们曾在西方与本土的巨大反差之下惊讶，在自然与文化的双轴坐标下摸索，陷入情感和思想的强烈震荡，其感受逐步蕴积和发酵，一遇合适的观念启导，就难免哗啦啦的一吐为快。
他们成为“寻根”意向最为亲缘与最易操作的一群，显然有一定的原因。
他们是热爱本土还是厌恶本土，这并不重要。他们受制于何种写作态度、何种审美风格、何种政治立场，也都不太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他们的“下放”既是社会地位下移，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串联。文化苏醒成了阶级流动的结果之一——这种现象也许是一个有趣的社会学课题。于是，这些下放者不会满足于“伤痕”式政治抗议，其神经最敏感的少年时代已被一种履历锁定，心里太多印象、故事、思绪以及刻骨痛感在此后的日子里挥之不去。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，他们笔下总是会流淌出一种和泥带水翻肠倒胃的本土记忆——这大概正是观察者们常常把他们混为一谈的原因，是他们得以区别于上一代贵族作家或革命作家，更区别于下一代都市白领作家的原因。那些作家即便赞赏“寻根”（如汪曾祺，如张悦然），但履历所限，就只能另取他途。换句话说，所谓“寻根”本身有不同指向，事后也可有多种反思角度，但就其要点而言，它是全球化压强大增时的产物，体现了一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，构成了全球性与本土性之间的充分紧张，通常以焦灼、沉重、错杂、夸张、文化敏感、永恒关切等为精神气质特征，与众多目标较为单纯和务实的小说，包括不少杰出的历史小说（姚雪垠、二月河等）、乡村小说（赵树理、刘绍棠等）、市井小说（邓友梅、陆文夫等）等拉开了距离。
有意思的是，很多作家与批评家对“寻根”摩拳擦掌之日，恰恰是他们对西方文学与思潮如饥似渴狼吞虎咽之时——至少我的当年观感是这样。他们在另一些场合常被指认为“先锋派”和“现代主义”，也能旁证这一点。那么这是一种奇怪的混乱和矛盾，还是一种正常的远缘基因组配？其实，本土化是全球化激发出来的，异质化是同质化的必然反应——表面上的两极趋势，实际上处于互渗互补和相克相生的复杂关系，而且在全球化的成年期愈益明显。当然，在具体实施过程那里，全球化首先就是西方化，特别是全球都市的西方化，全球中上层生活罔的西方化。比如一种由城区、大学、超市、快餐店、汽车潮、媒体市场、女性主义、中产阶级职场、散装英语或法语、消费主义时尚所组成的精密体制，把全世界大多精英都收编在西化狂潮之内——作家们通常也不会放过这种金光闪闪的收编机会。后发展国家和地区的作家，更容易把这一切看作“进步”与“文明”的尊荣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走向民间、走向本土、走向另类的想法如何操作？在陌生人那里发现、唤醒以及启用多元文化资源，对于作家们来说是否不大容易？是否将面临体制性和生存性的障碍？
如果没有一次充满伤痛的下放，如果没有高强度的履历反差和身份分裂，很多写作者也许就只能揣着差不多的文凭，出入差不多的高楼和汽车，结交差不多的同事与宾客，继续都市白领和金领的小日子，然后在咖啡馆、电影院、旅游线路以及档案卷宗那里，投入同质化、准同质化、半同质化的各种虚拟与感叹——尽管感叹也有雅与俗的各种款式。他们当然可以图谋突围和反抗，甚至可以壮怀激烈地宣言和奔走，穿上印有格瓦拉、披头士、梭罗、特里萨修女一类头像的t恤衫，在各种聚光灯下气冲牛斗。但如果他们终究走不出既有的生活圈子和人生轨道，突围和反抗就只会是一堆符号游戏，不会是全心身抵押与托付，不过是以“口舌之文”冒作“心身之文”。同样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中的个别人也可能走出潮流与体制，爆出星光灿烂的三两个案，但一个文学新异群体的出现，一大批创作与理论几乎同时同地联袂登场相互呼应，进而推动其他艺术和学术领域持久的“文化热”，其发生概率则似乎太小。
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难以重复的，显然也非大多数当事者所愿。“寻根”者的特殊资源也有限，不一定能支撑他们的文学远行。不过，走出几步与自囚禁足还是不一样。从今后远景来看，作家们被教育体制、从业模式、流行风尚等统一收编难以恒久，不会是什么“历史的终结”。新的经济危机、政治动荡、宗教挤压、革命推动、生态灾难等，总是会造成社会格局的重新洗牌，迟早会使某些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切换人生，走向新的写作资源，包括经验资源也包括文化资源。在这个意义上，“寻根”是非西方世界一个幽灵，还可能在有些人那里附体和兴风作浪。美国学者亨廷顿（huntinon）所说的儒家文明、伊斯兰文明、东正教文明，还有其他有专家补充的印第安文明、印度文明等，完全可能在什么时候重获一种苏醒与激活机制，进入文学书写，甚至是大规模的文学书写，释放感觉、审美、文化的能量，与西方文明形成有效的世纪对话——上述这些文明的积蓄地至少值得抱以希望。
显然，中国八十年代的所谓“寻根”不是什么文学妙方，不过是这些已经或正在发生的对话之一。这次对话发生在未遭深度殖民和阶级结构多变的中国，发生在世界文明版图大变之前，应该说不足为怪。
这次对话发生在尚无经济高速赶超和“国学热”的二十多年前，发生在西化浪潮独大和狂胜之际，难免各种误解与警觉。如果人们不是特别健忘，便可知“寻根”曾经几同污名，在八十年代中国遭受过两种严厉政治批评：一是来自当朝的左翼人士（如贺敬之等），指“寻根”背离了“革命现实主义”和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”，是回到“封建主义文化”的危险动作；二是来自在野的右翼人士（如刘晓波等），指“寻根”是“民族主义”、“保守主义”的反动，纯属对抗全球现代化的螳臂当车。不难看出，这两种批评政治标尺有异，却分别延续了五四新文化以来“大破四旧”和“全盘西化”的两种实践，分别展现了苏俄西方和欧美西方的强势背景，透出了某种外来意识形态共同的面包味与奶酪味，显然是异中有同，甚至是一体两面。它们的联手打造了一种文明进步观，力图把本土这个话题打入遗忘。
但对话毕竟发生了，或者说开始了。
这一类对话能否丰富和提升人类的整体精神，则正在和将要考验参与者们的能耐。
说到这里，基本不涉及对“寻根”或“文化寻根”的绩效评估，更不意味着对各种文明体系做出全面价值判断。
清理该现象的三两相关条件，只是为了今后讨论多一点方便。
2009年6月
*最初发表于2009年《上海文化》杂志。 ↑返回顶部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