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004章沉重的负担（1 / 2）
在挨打这件事情上，我几乎没有跟我的一母同胞们讨论过，小时候没有，那时不愿说别人的伤心事，长大后也很少，必定没有打死，也没有打残，现在一个个都活得好好的，没必要讨论。
每当听到那撕心裂肺、此起彼伏的哭叫声，都都非常感激我没有生活在那个家里，由衷的觉得自己非常幸运，能被母亲送给李瞎子。每次听过、看过那惨不忍睹、惨不忍听的场面，我回去叫李瞎子“爸”的次数就特别勤，以至于李瞎子觉得我这个保养的儿子非常的亲，常常用极其温暖而满意的眼神看着我，他一定在想：“这个儿子没白养，喊“爸”喊得这样真诚。”
李瞎子的家比较简单，两通正屋，共三间房，一间堂屋，小时候我以为主要是用来贴“天地君亲师位”的，两间睡房，小时候我常常是要跟着李瞎子睡的，但是还是准备了两间睡房，他一间我一间，我看主要是方便张寡妇来。两通偏屋，一通用来放杂物，家伙什，一间是厨房和放柴火，另有两间更简陋的矮屋，那是鸡的房间，有些年也养猪。
李瞎子没有兄弟姊妹，父母早就死了，以他的话说：“我命不好，克死了你爷爷婆婆。”
没有多余亲人的李瞎子，生活显得更清爽简单，交心的朋友也可能只得张寡妇一人，为什么没有把张寡妇娶过门，直到我长大以后，李瞎子才说张寡妇不愿嫁给一个瞎子，说出去丢人。
李瞎子也不种田种地，只在家门前随意种一点菜，主要是眼睛不好使，不种田种地，家里少很多农活，我的童年也比李文白家的孩子轻松很多。
李文白家的孩子很少有空闲的时候，以至于影响了我和他们的玩耍，小时候还是觉得亲兄弟一起好玩，也因为李瞎子家比李文白家生活好一点，玩起来比较有尊严感，我为了使我不孤独，常常是帮着李文白家的孩子干活，就为呆在一起热闹些。
好像他们家老是没有柴火烧，只要是天晴，早晚一定要割草，甚至有的草还长出不久，也割回去，晒干后当柴火烧。当然，割草的不只他们一家，像他们那么频繁，那么大需求的没有第二家。
经过人口急剧膨胀的年月，村里的人口特别的稠密，人均拥有的资源少得不能再少了，只够勉强活命。经过了大炼钢铁，山坡上的树没几根了，剩下的也都还是些小树，没钱买煤炭烧的人家，就只能割草当柴火，李文白家当然是买不起煤炭的。
都是陶春兰带着四个孩子一起割草，而我常常会跟着去帮忙，主要是看着，或者没话找话说，长大以后，根本不记得那时说了什么话，反正几个孩子就是有说不完的话。
除了割草，做得最多的是掏蜗牛了，李文白家养了几十个鸭子，舍不得拿粮食喂，只好让孩子抓蜗牛回去喂。春夏里，几个没有穿裤子的孩子，手里拖着一条麻袋，满山遍野的捡，满山遍野的掏，蜗牛几十斤几十斤的扛回去。
总之，李文白家的孩子有干不完的活，不论春夏秋冬，都有活可干，也连带我的童年少了很多乐趣。
在初中毕业以前，我和这几个一母同胞是一起长大的，几乎天天都得见面，仿佛我没有被送给别人，只是吃的是别家的饭，睡在别人家里。
初中毕业以后，我们就很少见面了，有那么好几年彻底分开了，彼此都见不到。
我初中毕业以后，再不上学了，上学也确实是一个累人的活，不上就不上了，李瞎子开始专心教我算命这门古老的技术。而此时，大姐李敏已经从职高毕业出去打工，李木、李水在继续读高中，李余还在读初中，我的生母陶春兰也在这一年，跟着同村的人出去打工了，李文白家里一下少了两口人。
没有陶春兰出去打工，李木、李水、李余就没钱上学，李文白除了打孩子厉害，为人也老实勤劳，其他方面是比较窝囊的一个人，家里的一切全靠雷厉风行的陶春兰支持着。
我一直认为，那时的老实勤劳并不是因为人品好，因为不那样做，根本活不下去，饿就得饿死，处于本能，不干不行。
陶春兰出去打工前，又一次到李瞎子家里来，长大以后我明白，陶春兰来，算出门去的吉凶是其次，主要是来跟我这个抱养出去的儿子道别，但那时的我不懂得这份母爱。那时的我不懂得陶春兰出去打工，是不用找李瞎子算吉凶的，因为她家里已经负债累累，再也借不到一分钱了，只能出去打工才有活路，孩子才能上学。
穷人家的人命贱，极少得病，最多也就是感冒，真得了大病，也不会去治，在家等着死就行了，我们同村就有一个人，肚子痛，去镇上医院检查，是胆结石，必须开刀，需要两千元钱，没钱，只好在家里叫唤了几天，活活痛死了。长大以后回想起这些，才明白，人出生在什么环境里，几乎是注定了一生的命运，根本就不用找李瞎子算。
在极度的省吃俭用的情况下，又还三百六十五天没日没夜的全家劳作，而几个孩子的学费，就能耗尽了一家人的财富，这可能是今天无法理解的，而在那个祖国改革开放、经济腾飞的年月里，李文白家就是这样，陶春兰和李文白必须得出去一个打工，一个留在家里。
等我女人问我可不可以要孩子时，突然害怕养孩子需要付出的强大代价，想来就是被那样的记忆笼罩了。
陶春兰是一个极度节约，又非常勤劳、爱家的人，做事严谨而有条理，仿佛天生就带着逻辑学，虽然她只读过小学二年级，字也不认识几个。
陶春兰出去打工挣钱，坚持把挣来的钱给孩子读书，彻底改变了孩子的命运，而她打工的十五年里，与李文白没见过几次面，因为回家的车票难买、车票费贵，陶春兰舍不得。
陶春兰四十岁那年离开家乡，回到家乡时已经五十五岁，十五年后，孩子们出息了，她陶春兰再也不用打工了，回到那个原来的家时，却发现原来那个老实勤劳的李文白，与邻家儿媳妇罗元梅搞在了一起，并且还把寄回家的钱给了些给这个女人，陶春兰怒不可解，这是后话。
我清楚的记得，陶春兰出去那一年，我刚好初中毕业，正式跟着李瞎子学算命，所以陶春兰来算命时，李瞎子让我在旁边听着，而我看到陶春兰一直看我，似乎对李瞎子算的那些根本不在乎，李瞎子眼力不好，看不见陶春兰这些表现。
本是远房亲戚，又抱养了我这个极不正经的儿子，见了面，当然不用像其他人那样急着算命，大多数时候，来家里算命的，李瞎子都要先与他聊一会儿，要是我在家，还会让我倒上一杯廉价的茶水。
陶春兰出去打工前来这一次，正是暑假，我已经初中毕业了，决定不再上学，她接过茶水，听李瞎子说了我的打算，长长叹了一口气，重复的问我：“你真不想上学了吗？你将来不后悔吗？我就是没文化才活成这个样子哦。”
李瞎子当着陶春兰的面说：“麦子要是继续读书，不跟我学算命也是可以的，我有他上学的学费的，大嫂子，你问问麦子，我可有亏待过他半点。”
陶春兰看着我：“你的儿子，你当然不会亏待你的儿子的，李八字，要想孩子有出息，还得是让他多读书，唉！麦子还好，有你这么一个爸，不读书，学了你的手艺也不缺饭吃，吧，你们也没缺过。”
李瞎子劝说道：“陶春兰，眼看你孩子都大了，还出去打工做什么呢？” ↑返回顶部↑
每当听到那撕心裂肺、此起彼伏的哭叫声，都都非常感激我没有生活在那个家里，由衷的觉得自己非常幸运，能被母亲送给李瞎子。每次听过、看过那惨不忍睹、惨不忍听的场面，我回去叫李瞎子“爸”的次数就特别勤，以至于李瞎子觉得我这个保养的儿子非常的亲，常常用极其温暖而满意的眼神看着我，他一定在想：“这个儿子没白养，喊“爸”喊得这样真诚。”
李瞎子的家比较简单，两通正屋，共三间房，一间堂屋，小时候我以为主要是用来贴“天地君亲师位”的，两间睡房，小时候我常常是要跟着李瞎子睡的，但是还是准备了两间睡房，他一间我一间，我看主要是方便张寡妇来。两通偏屋，一通用来放杂物，家伙什，一间是厨房和放柴火，另有两间更简陋的矮屋，那是鸡的房间，有些年也养猪。
李瞎子没有兄弟姊妹，父母早就死了，以他的话说：“我命不好，克死了你爷爷婆婆。”
没有多余亲人的李瞎子，生活显得更清爽简单，交心的朋友也可能只得张寡妇一人，为什么没有把张寡妇娶过门，直到我长大以后，李瞎子才说张寡妇不愿嫁给一个瞎子，说出去丢人。
李瞎子也不种田种地，只在家门前随意种一点菜，主要是眼睛不好使，不种田种地，家里少很多农活，我的童年也比李文白家的孩子轻松很多。
李文白家的孩子很少有空闲的时候，以至于影响了我和他们的玩耍，小时候还是觉得亲兄弟一起好玩，也因为李瞎子家比李文白家生活好一点，玩起来比较有尊严感，我为了使我不孤独，常常是帮着李文白家的孩子干活，就为呆在一起热闹些。
好像他们家老是没有柴火烧，只要是天晴，早晚一定要割草，甚至有的草还长出不久，也割回去，晒干后当柴火烧。当然，割草的不只他们一家，像他们那么频繁，那么大需求的没有第二家。
经过人口急剧膨胀的年月，村里的人口特别的稠密，人均拥有的资源少得不能再少了，只够勉强活命。经过了大炼钢铁，山坡上的树没几根了，剩下的也都还是些小树，没钱买煤炭烧的人家，就只能割草当柴火，李文白家当然是买不起煤炭的。
都是陶春兰带着四个孩子一起割草，而我常常会跟着去帮忙，主要是看着，或者没话找话说，长大以后，根本不记得那时说了什么话，反正几个孩子就是有说不完的话。
除了割草，做得最多的是掏蜗牛了，李文白家养了几十个鸭子，舍不得拿粮食喂，只好让孩子抓蜗牛回去喂。春夏里，几个没有穿裤子的孩子，手里拖着一条麻袋，满山遍野的捡，满山遍野的掏，蜗牛几十斤几十斤的扛回去。
总之，李文白家的孩子有干不完的活，不论春夏秋冬，都有活可干，也连带我的童年少了很多乐趣。
在初中毕业以前，我和这几个一母同胞是一起长大的，几乎天天都得见面，仿佛我没有被送给别人，只是吃的是别家的饭，睡在别人家里。
初中毕业以后，我们就很少见面了，有那么好几年彻底分开了，彼此都见不到。
我初中毕业以后，再不上学了，上学也确实是一个累人的活，不上就不上了，李瞎子开始专心教我算命这门古老的技术。而此时，大姐李敏已经从职高毕业出去打工，李木、李水在继续读高中，李余还在读初中，我的生母陶春兰也在这一年，跟着同村的人出去打工了，李文白家里一下少了两口人。
没有陶春兰出去打工，李木、李水、李余就没钱上学，李文白除了打孩子厉害，为人也老实勤劳，其他方面是比较窝囊的一个人，家里的一切全靠雷厉风行的陶春兰支持着。
我一直认为，那时的老实勤劳并不是因为人品好，因为不那样做，根本活不下去，饿就得饿死，处于本能，不干不行。
陶春兰出去打工前，又一次到李瞎子家里来，长大以后我明白，陶春兰来，算出门去的吉凶是其次，主要是来跟我这个抱养出去的儿子道别，但那时的我不懂得这份母爱。那时的我不懂得陶春兰出去打工，是不用找李瞎子算吉凶的，因为她家里已经负债累累，再也借不到一分钱了，只能出去打工才有活路，孩子才能上学。
穷人家的人命贱，极少得病，最多也就是感冒，真得了大病，也不会去治，在家等着死就行了，我们同村就有一个人，肚子痛，去镇上医院检查，是胆结石，必须开刀，需要两千元钱，没钱，只好在家里叫唤了几天，活活痛死了。长大以后回想起这些，才明白，人出生在什么环境里，几乎是注定了一生的命运，根本就不用找李瞎子算。
在极度的省吃俭用的情况下，又还三百六十五天没日没夜的全家劳作，而几个孩子的学费，就能耗尽了一家人的财富，这可能是今天无法理解的，而在那个祖国改革开放、经济腾飞的年月里，李文白家就是这样，陶春兰和李文白必须得出去一个打工，一个留在家里。
等我女人问我可不可以要孩子时，突然害怕养孩子需要付出的强大代价，想来就是被那样的记忆笼罩了。
陶春兰是一个极度节约，又非常勤劳、爱家的人，做事严谨而有条理，仿佛天生就带着逻辑学，虽然她只读过小学二年级，字也不认识几个。
陶春兰出去打工挣钱，坚持把挣来的钱给孩子读书，彻底改变了孩子的命运，而她打工的十五年里，与李文白没见过几次面，因为回家的车票难买、车票费贵，陶春兰舍不得。
陶春兰四十岁那年离开家乡，回到家乡时已经五十五岁，十五年后，孩子们出息了，她陶春兰再也不用打工了，回到那个原来的家时，却发现原来那个老实勤劳的李文白，与邻家儿媳妇罗元梅搞在了一起，并且还把寄回家的钱给了些给这个女人，陶春兰怒不可解，这是后话。
我清楚的记得，陶春兰出去那一年，我刚好初中毕业，正式跟着李瞎子学算命，所以陶春兰来算命时，李瞎子让我在旁边听着，而我看到陶春兰一直看我，似乎对李瞎子算的那些根本不在乎，李瞎子眼力不好，看不见陶春兰这些表现。
本是远房亲戚，又抱养了我这个极不正经的儿子，见了面，当然不用像其他人那样急着算命，大多数时候，来家里算命的，李瞎子都要先与他聊一会儿，要是我在家，还会让我倒上一杯廉价的茶水。
陶春兰出去打工前来这一次，正是暑假，我已经初中毕业了，决定不再上学，她接过茶水，听李瞎子说了我的打算，长长叹了一口气，重复的问我：“你真不想上学了吗？你将来不后悔吗？我就是没文化才活成这个样子哦。”
李瞎子当着陶春兰的面说：“麦子要是继续读书，不跟我学算命也是可以的，我有他上学的学费的，大嫂子，你问问麦子，我可有亏待过他半点。”
陶春兰看着我：“你的儿子，你当然不会亏待你的儿子的，李八字，要想孩子有出息，还得是让他多读书，唉！麦子还好，有你这么一个爸，不读书，学了你的手艺也不缺饭吃，吧，你们也没缺过。”
李瞎子劝说道：“陶春兰，眼看你孩子都大了，还出去打工做什么呢？” ↑返回顶部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