夜行实录（出书版）_分卷阅读_29（3 / 4）
我问过老金，是否真的存在这个神秘组织。因为有几个做夜行者的前辈告诉我，这个组织是虚构出来的。老金说他原来也这么想，但后来他从不同的地方了解到一些信息，就对此产生了怀疑。在许多地方都有这种虎口印梅花的群体组织，这也太巧了。
晚上12点，整个村子一片漆黑，离村子一千米的小学也一片漆黑，只有三楼的一间房间亮着灯，我和周庸只能看清轮廓。
那两辆车还停在学校门口，我和周庸从车旁翻进学校的矮墙，周庸问我：“徐哥，你说一共就二三十个学生，他们盖三层楼干吗？”
我不知道，可能这边盖房子便宜吧。
一楼的大门已经锁了，我和周庸挨着窗户推了推，找到一扇没锁的，跳进教室。我让周庸把鞋脱了，走路别出声。“两辆车都没走，三楼还亮着灯，人应该还在学校里，咱俩注意点。”
我们俩提着鞋轻手轻脚绕一楼看了一圈——都是普通的教室。我们上了二楼。二楼有图书室、医务室和几间空屋，我和周庸进了医务室，桌子上摆着一些药。为了不被发现，我没开手电，借着手机屏幕的亮光看了看——这些并不是药，而是艾滋病、梅毒、淋病等性病的检测试剂盒。难道他们来这儿给孩子们“上课”，都得通过体检，省得互相感染？
带着疑问，我和周庸上了三楼。因为三楼很可能有人，我们俩的每一个动作都特别轻。走廊尽头亮着灯，我们慢慢地向那个房间挪动。
正挪动着，走廊尽头的灯忽然灭了。我们吓了一跳，赶紧屏住呼吸站住不动——走廊里一片漆黑，我和周庸只隔了不到一米，却完全看不见对方。
站了十多秒，没有任何声音，我拽了周庸一把，示意接着往前走——一直走到走廊尽头，我和周庸轻轻趴在门上，能听见里面有人呼吸的声音。三楼有十一个房间，我和周庸挨个扒着门听，根据里面的呼吸声和呼噜声判断，最里面的三间屋子都有人。
我轻轻拧了走廊另一头一间没有人的房间的门把手——门没锁。我慢慢地打开门，和周庸躲了进去，关上了门。打开手机，借着亮光，我和周庸看了一下房间的样子：卫生间、透明的浴室、电视、大床、素色的漆。
周庸小声给了个很中肯的评价：“这不就是快捷酒店的大床房吗？”我又检查了一下旁边的几间屋子，都是一样的装修。
“徐哥，现在怎么办？”
我说：“有大床房就先住一宿吧，里面这几间屋子看样子也不会有人来——先藏在这儿，明天白天找机会去走廊那边的屋子看看。”
我们躺在床上眯着。一直到第二天天亮，村里的学生都来上课后，我听见走廊里有几个人说笑着下了楼，然后整个三楼又静了下来。
我们打开门，走到三楼的另一边。听着昨晚走廊尽头开灯的房间里没有声音，我试着拧了一下门，门是锁的。我拿铁丝打开门——仍然是间大床房，只不过多了些东西——床头摆着一盒避孕套，床上扔着一些东西，角落里有个保险柜。
我和周庸拍了一下照，继续看其他两间有人的房间——也只是有人住的大床房而已。我和周庸挨个房间又检查了一遍，整个三楼的十一间房，有十间是大床房，只有一间是堆满了旧桌椅的储物间。学校的三层全是大床房，怎么想都很奇怪——难道这是个宾馆，但为什么需要有人介绍才能入住呢？
我说：“走，咱再去那储物间看看。”
我和周庸又回到储物间，仔细检查了一遍所有的旧桌椅——上面都落满了灰。储物间墙角的一张桌子上，有四个印记，摆在它旁边的凳子上，有脚印。
曾经流行的格子天花板
我把凳子搬到桌子上，果然对上了桌子上的印记，我扶着周庸的肩膀上了桌子，又踩上凳子，摸了摸天花板，天花板是松的，我使劲往上一推，一块方形的天花板被推开了，上面有一个隐藏的阁楼。
我把上半身探进去，掏出手机，打开手电筒——十多个孩子坐在阁楼里的大通铺上，表情麻木地看着我。我数了下，九个女孩、两个男孩，看起来都不超过十岁。
周庸也站了上来，爬进阁楼，试图和他们说话，他们却一再地往后缩。周庸还想继续尝试，我拦住了他，指指墙角的一个小女孩：“你看她的脖子。”
女孩穿着单薄的t恤——能看见她脖子上和锁骨上有新鲜的紫色和暗红色的吻痕。
我见周庸眼圈都红了，拉了他一把：“关上，走，别打草惊蛇。”
溜到一楼时，他们正在教室里上课。为了不让他们看见，我和周庸矮下身子，蹲着走到教学楼的侧面，从侧面的矮墙又翻了出去。步行回到村子，周庸问我是否报警。
我说：“再等等，那两个女孩说这次来了两个新老师。今天周日，他们要是有工作的话，回燕市或周边的什么城市，得趁今晚或明早，这样学校里就剩下黄校长一个人了。”
周庸点点头：“行。”
我们蹲在村口的小树林，远远地望着学校。晚上7点多，两个男人和黄校长一起从学校里出来，分别上了车，黄校长对他们挥挥手，两辆车开走了。
等到9点钟，确信车不会回来了，我和周庸再一次走向了小学。翻进学校后，我们发现一楼的窗户全锁死了——还好我昨天想到了这种可能，把三楼靠近排水管大床房的窗户的锁打开了。我和周庸回车里取了毛巾，用剪刀剪开，把手包上，顺着排水管爬到了三楼，滑开窗户，进了大床房。
出了大床房，我们直奔走廊尽头亮着灯的房间，一脚踹开了门——黄校长坐在床上，正拿着手机录像，两个衣不蔽体的小女孩站在床前跳着舞。 ↑返回顶部↑
晚上12点，整个村子一片漆黑，离村子一千米的小学也一片漆黑，只有三楼的一间房间亮着灯，我和周庸只能看清轮廓。
那两辆车还停在学校门口，我和周庸从车旁翻进学校的矮墙，周庸问我：“徐哥，你说一共就二三十个学生，他们盖三层楼干吗？”
我不知道，可能这边盖房子便宜吧。
一楼的大门已经锁了，我和周庸挨着窗户推了推，找到一扇没锁的，跳进教室。我让周庸把鞋脱了，走路别出声。“两辆车都没走，三楼还亮着灯，人应该还在学校里，咱俩注意点。”
我们俩提着鞋轻手轻脚绕一楼看了一圈——都是普通的教室。我们上了二楼。二楼有图书室、医务室和几间空屋，我和周庸进了医务室，桌子上摆着一些药。为了不被发现，我没开手电，借着手机屏幕的亮光看了看——这些并不是药，而是艾滋病、梅毒、淋病等性病的检测试剂盒。难道他们来这儿给孩子们“上课”，都得通过体检，省得互相感染？
带着疑问，我和周庸上了三楼。因为三楼很可能有人，我们俩的每一个动作都特别轻。走廊尽头亮着灯，我们慢慢地向那个房间挪动。
正挪动着，走廊尽头的灯忽然灭了。我们吓了一跳，赶紧屏住呼吸站住不动——走廊里一片漆黑，我和周庸只隔了不到一米，却完全看不见对方。
站了十多秒，没有任何声音，我拽了周庸一把，示意接着往前走——一直走到走廊尽头，我和周庸轻轻趴在门上，能听见里面有人呼吸的声音。三楼有十一个房间，我和周庸挨个扒着门听，根据里面的呼吸声和呼噜声判断，最里面的三间屋子都有人。
我轻轻拧了走廊另一头一间没有人的房间的门把手——门没锁。我慢慢地打开门，和周庸躲了进去，关上了门。打开手机，借着亮光，我和周庸看了一下房间的样子：卫生间、透明的浴室、电视、大床、素色的漆。
周庸小声给了个很中肯的评价：“这不就是快捷酒店的大床房吗？”我又检查了一下旁边的几间屋子，都是一样的装修。
“徐哥，现在怎么办？”
我说：“有大床房就先住一宿吧，里面这几间屋子看样子也不会有人来——先藏在这儿，明天白天找机会去走廊那边的屋子看看。”
我们躺在床上眯着。一直到第二天天亮，村里的学生都来上课后，我听见走廊里有几个人说笑着下了楼，然后整个三楼又静了下来。
我们打开门，走到三楼的另一边。听着昨晚走廊尽头开灯的房间里没有声音，我试着拧了一下门，门是锁的。我拿铁丝打开门——仍然是间大床房，只不过多了些东西——床头摆着一盒避孕套，床上扔着一些东西，角落里有个保险柜。
我和周庸拍了一下照，继续看其他两间有人的房间——也只是有人住的大床房而已。我和周庸挨个房间又检查了一遍，整个三楼的十一间房，有十间是大床房，只有一间是堆满了旧桌椅的储物间。学校的三层全是大床房，怎么想都很奇怪——难道这是个宾馆，但为什么需要有人介绍才能入住呢？
我说：“走，咱再去那储物间看看。”
我和周庸又回到储物间，仔细检查了一遍所有的旧桌椅——上面都落满了灰。储物间墙角的一张桌子上，有四个印记，摆在它旁边的凳子上，有脚印。
曾经流行的格子天花板
我把凳子搬到桌子上，果然对上了桌子上的印记，我扶着周庸的肩膀上了桌子，又踩上凳子，摸了摸天花板，天花板是松的，我使劲往上一推，一块方形的天花板被推开了，上面有一个隐藏的阁楼。
我把上半身探进去，掏出手机，打开手电筒——十多个孩子坐在阁楼里的大通铺上，表情麻木地看着我。我数了下，九个女孩、两个男孩，看起来都不超过十岁。
周庸也站了上来，爬进阁楼，试图和他们说话，他们却一再地往后缩。周庸还想继续尝试，我拦住了他，指指墙角的一个小女孩：“你看她的脖子。”
女孩穿着单薄的t恤——能看见她脖子上和锁骨上有新鲜的紫色和暗红色的吻痕。
我见周庸眼圈都红了，拉了他一把：“关上，走，别打草惊蛇。”
溜到一楼时，他们正在教室里上课。为了不让他们看见，我和周庸矮下身子，蹲着走到教学楼的侧面，从侧面的矮墙又翻了出去。步行回到村子，周庸问我是否报警。
我说：“再等等，那两个女孩说这次来了两个新老师。今天周日，他们要是有工作的话，回燕市或周边的什么城市，得趁今晚或明早，这样学校里就剩下黄校长一个人了。”
周庸点点头：“行。”
我们蹲在村口的小树林，远远地望着学校。晚上7点多，两个男人和黄校长一起从学校里出来，分别上了车，黄校长对他们挥挥手，两辆车开走了。
等到9点钟，确信车不会回来了，我和周庸再一次走向了小学。翻进学校后，我们发现一楼的窗户全锁死了——还好我昨天想到了这种可能，把三楼靠近排水管大床房的窗户的锁打开了。我和周庸回车里取了毛巾，用剪刀剪开，把手包上，顺着排水管爬到了三楼，滑开窗户，进了大床房。
出了大床房，我们直奔走廊尽头亮着灯的房间，一脚踹开了门——黄校长坐在床上，正拿着手机录像，两个衣不蔽体的小女孩站在床前跳着舞。 ↑返回顶部↑